劉仲敬評陳柏惟被罷免案，即台灣危機的根本原因分析
摘要：
人民作為業餘和外行是只能分得清旗幟鮮明的色彩，沒有辦法分清精密的立法技術的。因此人民當權反而特別有可能產生不利於人民的立法，因為人民在投票時往往不能從法律的直接措辭上，看出法律執行的結果會是有利於自己還是有害於自己，所以很容易搬起石頭砸自己腳。
但是從政治角度來講，技術上的完善不是很重要，因為政治背後的社會動員機制和人民的政治習慣，比起法律要重要得多。
從根本角度上來講，它體現的是短期策略和長期策略的重大矛盾。這個矛盾是結構性的，因此是無法解決的。
短期策略是5到10年之內的策略，這是蔡英文正在執行的策略，在軍事和經濟上不能使台灣社會受到重大損失。就是說是，要在軍事集團上面依託美國人滋養了幾十年、培訓了幾十年的這個黃埔軍骨幹，要在這個黃埔軍骨幹中間選出堅決反共反中，但是不需要親台的這個集團。這個策略才能在短期內保證台灣軍隊相對於中國軍隊的技術優勢不會因為政治動蕩而流失。
另一方面台北淺藍中產階級是冷戰經濟學和全球化經濟學產物，是台灣經濟發展和財富的命脈。根據維持黃埔軍的同樣動機，這個集團也是蔡英文政府需要維持和統戰的地方，以免因為去全球化造成經濟動蕩，導致台灣經濟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急劇降低。這兩者跟美國那種自己產生技術和社會的技術發源地不一樣，它是有可能因為政治動盪耽誤的，如果台灣發生政治動盪耽誤30年，這個優勢可能就沒有了。
從長期利益來講，為應付短期去保證對華軍事和經濟優勢的短期策略是不利於台灣建國的，因為它會導致建國所必須的新的社會集團和統治集團無法產生。
而軍事權力更迭關鍵不在蔡英文政府，也不在於民進黨中央採取了什麼政策，而在於台灣民族主義本身缺乏一個堅硬的高生育率的富有軍事傳統的社會基礎。這種現象是民進黨和獨派採取，或者說是產生了現有路線的根本原因，而不是上層政治家本身的原因，上層政治家只是根據社會形勢進行投機性的選擇而已。
產生獨生子女的社會是死不起人的，經不起衝突，因此它本能地傾向於一種和平進步友愛的這個輿論意識形態，因為這種輿論意識形態契合他們低風險社會和脆弱型社會的需要。
統治者是風險的駕馭者，有的時候也是風險的製造者，他的特長就是駕馭風險的能力強，因此產生統治者，產生統治集團的社會必須是一個高生育率的社會。
低生育率和脆弱社會特徵是什麼？小家庭。原則上小家庭極其脆弱，只有一個子女或很少子女。依賴國家的保護，非常依賴國家，比如說依賴健保和國家社會政策保護，在銜接家庭、社區和政治這三個環節這個之間的廣闊的中間地帶，缺乏複雜和強韌的社會網絡。這些社會網絡就是像莫迪的國民志願服務團和印尼的伊斯蘭教師聯合會這樣的組織，在美國經常是教會。
換句話說就是要維持女性和高生育價值社區的穩定地位，避免遭受：
一、全球化衝擊資本主義衝擊；
二、不利的，敵對的政治力量的衝擊。
解除對黃埔軍的依賴不是靠輿論和論證，也不是靠寫文章搞歷史考證，證明他們黃埔軍犯下多少罪行，而是非常簡單的就是你自己能夠產生出一個相應的軍官團來，像美國黑人到西點軍校那樣，或者是不走國家軍隊立場，就像印度和印尼那樣，我有我自己的治安軍。通過這樣的治安軍的訓練，是可以產生出民團的核心的，但是這個傳統在台灣也不存在。
所以台灣本土社會的軟弱和獨派的白左路線和中央集權路線，以及民進黨本身依靠黨務官僚來操縱社會這個傳統，都是背後有社會基礎的，它並不是當時那個當事人的錯誤政策導致的，而是本土社會天然的軟弱性造成的。
建國的困難其實都在這一方面，在建構性的方面，而不是在對方如何如何邪惡，或者是如何如何可怕這方面的。自身強大的人，多子女的社會是忍得起等得起的，因為未來在他們的子女裡面，他們把遺產和傳統製造出來就行了，用不著著急；少子女的社會必須非常重視意識形態宣傳，他們隨時都有，我們的宣傳不夠位，未來就不會屬於我們這樣的下意識的恐懼感。而且建立民族或者是製造國家的最佳階段，就是在高生育這個階段，像波蘭這些國家都在這個階段建立起來的，生育率降下去以後，人死不起以後，建國就會變得非常困難，這些特點都在陳的事件中表現的很清楚，陳自己就是獨生子女，他依賴的就是進步派的團體，他少子女的人是很難在地方上建立封建結構的。
無論希臘人還是現在的美國人，軍事傳統的根本是什麼？跟費拉自由主義說的不一樣，不是個人主義，而是團體主義。當然這個團體主義不是共產黨所謂的那種團體主義，或者說是東方專制主義國家所謂的那種團體主義，在上級領導壓制下，大家乖乖地歡呼萬歲。而是希臘人那種自己像美國人自發組成球隊，相互協調，自己維持紀律的那種東西，對於希臘人來說，誰當總司令根本不重要，因為紀律是依靠人民自己維持的，死幾個總司令再選出新的總司令，軍隊的行為，沒有什麼改變，軍隊就是流動共和國，你必須對你的同伴有高度的信任，你的球隊才能有好的成績。
你要保住你的老命，你就必須像希臘人和現代美國運動員一樣，像十九世紀大航海世紀的英國和葡萄牙船員一樣，你的伙伴的命跟你的命一樣重要，船沉大家都一起沉，救夥伴的命就是救自己的命。你們兩個是同穿一條褲子，同在一條戰壕里面，這種高度的集體主義精神才是民主的源泉。
士大夫階級是首先所有的同儕都是敵人，其次我的成功全靠自己跟社區沒有關係。產生士大夫精英的社會是不可能搞好民主，能夠產生球隊的社會才能搞好民主，因為球隊就是封建主義，美國的封建主義就是按照這種方式展開的，所以它有強有力的社會社區精神，同時也有完善的家庭結構。
那麼台灣建國從根本上講就是要有一個講台語的，像印尼和印度的，國民志願服務團和穆斯林聯合會那樣，毫不猶豫把自己的語言當作正統，而他們推廣自己不靠別人，就是因為我們孩子多，我們孩子多需要自己給自己辦教育，自己給自己辦治安，自然產生自己精英，而未來國家需要軍人的時候，或者是需要勞動力的時候，除了想求助於我們以外，他們是別無選擇的。
而走士大夫路線的民族是很容易自我毀滅的。在自我毀滅的過程當中，它很容易把階段性的敵人看作是非常可怕的力量，應該承擔一切責任。但是其實所有責任都應該歸於自己，因為能夠使敵人，把自己放到容易被敵人蹂躪地位的只能是自己。
